回望四年和四十年

母校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了，5月8日是母校的生日，“兴学立百代基业、育人开万世鸿篇”是母校最好的写照。

一、我的大学四年

我叫张瑞元，笔名是锐圆。1982年考入山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那一年，我19岁。40年一晃而过，回想曾经的种种，感慨万千，不知不觉中自己竟已年近花甲。

当时我们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原山大正门主楼上课，那是一栋苏式建筑，呈“山”字形。主楼前矗立着毛泽东主席塑像。

我们上大学后的这40年，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40年，日新月异的40年，有家国情怀的先逝者们如能重生，只要看一眼现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他们一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

山西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我们入学时，称为天之骄子。当时能考上大学很难，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嫌弃过山大，大学的时候是这样，毕业以后到社会也是这样，不管在什么场合如果有人问我的母校，我都大声说：山大，山西大学，不是山东大学。我认为我在山大的四年里得到了滋养，取得了进步。

上图：82新闻专业当时所修的全部课程，其中有几门没上

我们山大中文系是老资格的，但是新闻专业是81年才建立的，我们82级算是“山大新闻学院”的第二届学生。当时基础课是中文系的老师上的，专业课是几位77级的山大毕业生给我们上的。

77级的大学生在中国高教史上是神级的存在，这一点不容置疑。77级其实是1978年春季才入学的，82年春季毕业，这几位老师毕业才半年，就上讲台了，不是他们胆子大，是时代迫切性就这么强烈，这一切的缘分都是历史给的。

上图：山大2号楼（典型的筒子楼）（同学王蕴祥提供）

我们专业的几位老师，李西成先生是老报人，很有专业资历，可惜他老人家没有给我们82级上过课。孙恭恒老师是当时新闻专业的负责人，他是北京人，插队到山西，后来进工厂，上大学前发表过文学作品，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上大学已经有十年工龄了，带薪上学，不但结婚且已生女生子，一家四口住在2号楼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一张双人床基本占满全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还记得和孙老师一起看首播的港版《射雕英雄传》第一集。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孙老师又买了一件家用电器，他无比自豪地给我讲：这是华生电扇，上海老牌子！

孙老师讲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说实话这是我们新闻专业最吃力的两门课，采访讲怎么输入，写作讲怎么输出，中间自然有大脑该怎么加工，等于是记者工作中的一个全流程。孙老师虽然没有当过一天记者，但是写过小说，这个全流程他是经历过的。孙老师口才很好，有一种北京人特有的语调和语速，讲到嗨处，有一种说相声的感觉。他一边和他的学生一样，到处找新闻专业的书籍补充自己，一边找当时的报刊学习引用其中的案例资料。

我们大一的班主任钟启元老师教中国新闻事业课程，张泽青老师教外国新闻事业课程，王醒老师讲新闻理论学，薛宝生教报纸编辑学。他们都是因为成绩好才留校任教的。当时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个别高校设有新闻系，也没有统编教材，除了新闻理论有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著的《新闻学概论》以外，其他课都没有教材甚至没有什么参考书，只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写的小册子，谈从业经验的，谈历史掌故的。老师们和我们几乎同时接触这些少得可怜的资料，也没有实践经验，但是他们还是按讲义的规格将掌握的资料规范化，有条有理地讲完了课程。

给我们讲新闻评论的是徐久刚老师，他是当时《山西大学学报》的负责人。徐老师讲新闻评论最难的是找“由头”，这个当时没听太明白，后来我毕业到《太原日报》，分配到评论部工作，除了配发评论（“由头”是现成的），写专栏、写杂文就要自己出题自己写，就觉得“由头”两个字真的是重要，是过来人的心得。

上图：山大新楼（山大北院唯一的新宿舍楼）（同学王蕴祥提供）

77级的几位学长老师后来考研的考研，调走的调走，改行的改行，只有陶文实老师一直干到最后。陶老师没有给我们82级上过课，他毕业后到《人民日报》实习了一年，后来到新闻专业给83级讲新闻评论的新闻摄影，我们有时候去旁听一下。陶文实给外人的最初印象是傲气，恃才傲物，有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和他熟了，发现他其实没架子。有一次见到我，很严肃地问我：“张瑞元，你是不是背后叫我二牛”（二牛是他的小名）。还没等我回答，他就笑了，说：“叫也可以。”陶文实人如其名，很文很实。他有一种旧文士的狷狂劲，天生具有批评精神。不过他人极聪明，书也读得多、读得杂。陶文实老师今年走了，和83级的学弟申学山聊起来，都还记得他用朗诵腔背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大学四年，一晃即过，入学到现在四十年，也是一晃即过。

我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最有价值的是一个氛围，一个学习的氛围，一个没有功利的氛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每个人都会向每个人释放学养、知识、信息、经验、方法……不管是书本上得到的，还是生活中总结的。

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做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有第二专业、第三专业……甚至要成为博学的杂家。所谓新闻专业，也就是做媒体工作的ABC，到新闻机构上手可能快一点，但是其他专业的学生到了新闻单位，很快也能掌握导语主体背景结语这些基本的“新闻专业”的知识。所以在大学四年，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专业学起来轻松，就晃过去了。一定要利用大学校园的各种机会，系统地多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不然在媒体干不好，改行也干不出什么名堂。

做记者，干媒体，更深的功夫是素质。什么样的素质、天赋呢？郭德纲说相声艺人要“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厚的一张脸”。我觉得做记者差不多，略改一下为“状元才，猎狗鼻，城墙厚的一张脸”。我想我们的同行都有体会，也可意会。

依重要而言，要倒过来。

城墙厚的一张脸。要厚着脸皮和难打交道的人打交道，要厚着脸皮问很浅白的问题，即使被人笑，不懂千万不要装，我们这一行不懂很多事情太正常了。有城墙厚的脸皮才能干活，才能进步，腼腆和矜持是干不好的。厚脸皮需要坚强的心理支撑。天生自然好，锻炼也能成。

狗鼻子很重要。对一切事物的变化要敏感，变化才有新闻，能发现变化就是好记者；如果能有历史感，能把小变化放到大历史的格局下观照，那就是大家。

状元才。要有好文笔，好口才，上屏幕要有观众缘。这个也是需要天赋，但后天锻炼也能行。

上图：82级新闻班大学毕业，此时大家都青葱（同学王蕴祥提供）

上图：毕业后20年聚（同学王蕴祥提供）

上图：少年弟子江湖少，一起合照已减少（作者张瑞元提供）

二、在《太原日报》的日子

1986年，山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日报社评论部。

之前毕业实习时，我和好几个同学就都分在《太原日报》。实习期间，带我实习的经济部张晋平老师和我一起旁听了市长办公会议。当时，全国各城市都流行“每年为市民办多少件实事”，市长办公会议在盘点时，有些已经公布的实事因为各种原因办不下去，但因为已经向市民承诺，都在那里为难。当时的太原市长杨崇春在会上果断决定，办不到就停下来，给市民说明一下，把能办到的办好。

回到报社，张老师写了一篇会议报道，我写了一篇配评《急流勇退赞》。第二天居然一字不改地上报了。当时小骄傲满屏。

1988年，我想离开太原日报到准备建省办大特区的海南闯一闯。临行前我向当时的太原日报副总编辑陶厚敏辞行，陶老师对我说，你实习的时候写的那篇稿子不错，你们毕业分配的时候，我特意让人事部到你们系里提出要你来……

我毕业即被分配到评论部，专职写评论和杂文。我来之前评论部只有一个人，闫生金老师，笔名隋伯藻，取义杜甫《兵车行》中的“生男埋没随百草”，大家背后谑称“睡不着”。做媒体人都有睡不着的习惯，因为要思虑、思辨、思想，不但要做到自己不惑，还要启蒙天下。8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启蒙天下的使命感。

陶厚敏当时是太原日报的副总编辑，名义上是二把手，业务上是一把手，大拿的那种。全体编辑记者都服他的业务能力，每周的报题会，从部主任到小记者，都要把自己采访目标、选题和写作角度汇报给他，他即兴点评，有赞有弹，过关的额手称庆，过不了的灰头土脸，甚至有的女记者要被批得哭鼻子。

在学校，孙老师讲采访写作，就像谢逊给小时候的张无忌讲武功一样，全是口诀，没有比划的机会。到了报社，全是实招，采访约厂长还是约书记，写报道怎么对上当前的宣传口径，一件事从哪个角度挖掘才更有新闻价值，这时你能够把口诀和现实素材搭上线，通上电，那才不枉“学这个专业的”。

有业务水平很强的前辈，我感觉这两年就像是在继续读大五大六，或者读研，受用得很。更有意思的是，我到评论部后，我的领导闫主任到山大上专修班了，我独占了他的办公室，他到山大住进了我住过的新楼。

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个人占一间办公室，有时代表评论部列席编委会，写社论，写本报评论员文章，写短评，写专栏，说实话感觉非常好。

这段时间压力最大的，就是要写没有命题的作文，《太原日报》有“街谈巷议”，周六有“周末絮语”专栏，这都是评论部必须完成的。除了编辑来稿（当时能写小评论或杂文的很少），大部分就得自己选题自己写。这时我明白了大学教新闻评论的徐久刚老师所说的“由头”的重要性。当时写小杂文流行先来段历史掌故，自此我就开始有目的地阅读《资治通鉴》，专门找有意义的小故事甚至一段有意义的话（现在叫金句）。习惯养成以后很难改变。引一段通鉴，写一段时评，最初是发表在报纸上。后来到了网络时代，就在天涯上开帖，断断续续几年下来，积累成了《这样读资治通鉴》六册，算是文科大学生的一个成果吧。

三、在摩托车行业做专业媒体

1988年，中央决定在海南设立大特区。我前往海南进行系列报道，并进行《太原日报》专栏报道。到海南后不久，我入职《海南开发报》。之后又到一家摩托车企业工作。2001年9月11日，深圳的一位做摩托车杂志（刊名《中国机械》）的人员找到我。他认为我既在摩托车企业工作过，又在媒体工作过，这个杂志我办最合适。我开始在摩托车行业做专业媒体，从未想到一干竟有20年。

我在摩托车行业媒体经历了从纸媒（杂志）到互联网的过程。做这类专业杂志的心得就是要找准“杠杆性”读者，打造评价性权威。以我在摩托车行业的经验，认为杂志影响消费者是做不到的，但影响经销商是可以做到，所以把内容从原来给爱好者看调整到给经销商看，告诉经销商经营哪些品牌、哪些车型更能获得利润，更能长期地收益，固定的广告客户就会越来越多……不久后，我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摩托财智》，也做到了最大发行量和最有影响力，但互联网来了。

纸媒本质上是精英媒体，我说你听。互联网本质上是大众媒体，大家说大家听。于是，我从2011年开始办牛摩网（newmotor.com.cn）。第一年，思路不对，技术不过关，网站bug太多，跑不动，失败；第二年，换了技术团队，向汽车之家学习，建立了摩托车产品型号数据库，应用了很多吸引百度等搜索引擎的技术和技巧，流量渐渐就上来了，很快超越，成为摩托车领域流量最大的网站。

在内容创造方面，我发挥在纸媒工作的经验，设立很多栏目，自己创作内容。现在我还在坚持写新闻评论，在自己的媒体号上写摩托车行业，应约在《南方都市报》写近十年“街谈”专栏，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观察。

我们这一代，生于最好的年代，成长于最好的年代，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变富裕了，个人总是能随着时代成长进步，人生的机会有很多，个人随着时代也有了成长有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