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报记者到央媒站长

孙瑞生，男，1967年11月生，山西宁武人，中共党员，高级记者，从事新闻工作30年整，现任中国日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198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8年获得山西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9年荣获第五届山西省“百佳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的大学生活

1985年，我以宁武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山西大学中文系录取，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为此兴奋不已。因为那个年代宁武的教育比较落后，在忻州14县基本处于垫底的位置，应届毕业能够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山西大学中文系，多少年都没有宁武的学生。而1985年却爆了冷门，我的高中地理老师王纪先和我同时考入中文系汉专班，我们相互照应，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四年。

（1985年秋季，时年51岁的母亲从老家宁武来太原看望我时，与我在校门口合影留念）

我到学校报到时，母亲还是沿袭老家的传统，给我带的中山装、实纳底布鞋、棉衣、棉裤。中山装还能穿出去，但是纳底布鞋太招人眼，必须换掉。于是，我在一位高年级老乡的带领下，去海子边花29元钱买了一双皮鞋，很时髦，火箭头，棕红色，同时还买了一条牛仔裤。我换上这身“行头”，老乡们见了，都说快认不出是宁武人了。

那时的山西大学四周被农村所包围，北院是文科，南院是理科，南北院之间有一条水渠，常年流淌着黑乎乎、臭烘烘的污水。周末我们到“山毛”（山西毛纺厂，现在晋阳街东）看电影，要经过这条水渠 ，还要走过很长一段田间小路。

（和两位同学在图书馆后的小花园里合影，中间就是我高中的地理老师王纪先）

虽然四周荒凉，但我们觉得山大的校园是高校里最美的，每当逛街回来，下了3路电车，走进校门，看到高大的“毛主席”在向我招手，感觉就像慈祥的母亲在迎接你回家，心里一下就有了依靠，所有的疲倦顿感消失。特别是图书馆后面的小花园，柳枝婀娜，花团锦簇，小桥流水。每到夜晚，明月高悬，三五个同学相约去那里散步，然后坐在花池上高谈阔论。那丁香花的缕缕清香一阵阵扑面而来，一个劲往你鼻孔里钻，好不惬意。

那时中文系是全校最大的系，全系师生加起来有600多人，八五级三个班共139人，我们汉专班人数最多，有56人。

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差上下，大家相处和睦，听到某某从老家带来什么稀罕的吃食，都会主动找上门去蹭点，毫不客气。

虽然大家的物质生活比较单调，但精神世界却无比充实。每个人都过得无忧无虑，不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点想法的无非是毕业后能留在省城，最好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唯一担心的是回老家当了老师。

给我们汉专班授课的老师都是中文系的骨干和精英：刘毓庆和康金声讲先秦文学，阎凤梧讲唐宋文学，李正民讲元明清，梁归智讲《红楼梦》，张恒带写作，德高望重的马作楫老师给我们上了近两年的“新诗研究”。他们知识渊博，为人师表，如同我们的父辈和兄长一般，和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现在有几位老师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

我的新闻之路

光阴似箭，一转眼四年就过去了，同学们各奔东西。

刚入学时，我们八五级三个班的同学对未来的职业有这样的期许：新闻专业进报社做记者，文秘专业进机关当秘书，汉语言文学只能当一名中学老师。好多同学对我的印象是诚实本分、性格腼腆，是块当老师的料。但1989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太原卷烟厂工作。

现在大家听起来，卷烟厂是好单位，挣钱不少，抽烟也不花钱，可是我在卷烟厂三年却度过了人生最难熬的日子。因为那时卷烟厂的效益不是很好，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很差，最关键的是我这个汉语言文学的毕业生“英雄无用武之地”。卷烟厂党委宣传部没有多少事，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从早坐到晚，我感到无聊至极。

于是，在工作之余，我四处寻找门路，想办法离开卷烟厂，找一个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单位。我曾经还设想，假如能去我老家忻州地委机关报工作，那简直幸福死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1992年3月份，在时任太原日报副刊部副主任陈建祖老师的引荐下，我毅然从太原卷烟厂辞职，到太原日报副刊部实习。我终于迈出了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一步。

虽然说做记者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但大学四年我从未有这样的妄想，发自内心讲，当时的我不是一个擅长写作的人。那时要是能够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一个小小的“豆腐块”，就觉得很了不起。借调太原日报，纯属“逼上梁山”。但是在太原日报实习的两个月里，我硬着头皮，狠下苦功，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双塔”副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评山西作家李锐的中篇小说《传说之死》，另一篇是评我的恩师、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朦胧的文学》一书。此外还在《山西经济日报》副刊发表散文《儿女情长》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凭着这些“投名状”，再借助几位文化界前辈的鼎力推荐，1992年5月，我应聘到上世纪60年代就创办、一度停刊而正在筹备复刊的《山西青年报》工作。在新闻这条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2013年大年初一，新春走基层，深入太钢集团采访战斗在生产一线的工人。（中间为作者）

当时的《山西青年报》虽然是由团省委主管、山西青少年报刊社主办的一份小报，但由于有毛主席题写的报头，社内人才荟萃，十分了得。最关键的是，那时社会上的报刊还很少，记者是一个比较吃香的职业，不少文学青年趋之若鹜，为了做青年报的记者，有的甘愿抛弃机关单位的正式工作。之后的《山西青年报》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网罗了不少优秀人才，被人们视为山西新闻界的“摇篮”。幸运的是，我终于叩开了它崇高而沉重的大门。

我在《山西青年报》虽然工作了只有短短8个月的时间，但却经历了此生最艰苦的磨炼、最有效的锻炼。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良师，叫梁建德，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七八级校友，是我的学长。

梁建德是新闻战线的老兵，对新闻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敏锐的眼光。我进入正在筹备复刊的《山西青年报》时，梁建德是新闻部主任，部里除了一名老记者从事摄影，要说搞文字的就只有我一人了。青年报刚开始是周报，但由于人手短缺，领导和干活的加起来只有十多个人。我既做记者，又当校对，还跑印刷厂，搞发行，一人身兼数职，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好不辛苦。有一期报纸，四个版竟然发了我6篇稿件，为了避嫌，只好用不同的笔名。

梁建德老师为人耿直，说话从不绕弯子，对我要求十分严格，一篇稿件让我修改三五次是常有的事。有一期报纸缺少比较满意的头版头条稿件，梁老师限我三天时间写出来。当时没有任何新闻线索，我的人脉也远远不够，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没有办法，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满大街找新闻，终于根据北方大批年轻人去东南沿海城市创业发展这一现象完成了稿件。梁老师看了十分满意，亲自起了标题《“孔雀”东南飞》。

在《山西青年报》工作不满一年，由于一直未能办理调动手续，1993年年初，我又考入当时的省政府机关报——《山西经济日报》。这份报是全省唯一的综合类经济大报，对记者素质和写作能力要求很高，但由于我在青年报打下的基础，在经济报工作感到驾轻就熟，毫不费力。

屈指算来，在《山西经济日报》工作18年，从总编室编辑到财贸部记者，6年时间我经历了多个岗位的锻炼。1998年，31岁的我被派到朔州记者站担任站长，原本打算锻炼三五年就回到太原，想不到在朔州一干就是12年，而且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一个人扛一个记者站。虽然离家在外，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记者站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被报社树为典型，成为其它地市记者站学习的榜样。2009年，经报社推荐，我荣获第五届山西省“百佳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

俗话说，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2009年，43岁的我又遇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中国国家英文日报——《中国日报》（ChinaDaily)准备在山西设立记者站，正物色站长，一位资深媒体人推荐了我。

当时我有这样的顾虑：在《山西经济日报》干得如鱼得水，很受领导们赏识；《中国日报》是英文报纸，而我是学中文的，大学学下的那点英语早已还给了老师，怎么能胜任站长一职？

但推荐我的新闻界前辈给我鼓气：《中国日报》毕竟是中央主流媒体，在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非常锻炼人，值得一搏！

已到中年的我再次经受考验。因为听说《中国日报》招募站长，应者云集，经过筛选，符合条件的达十几位，都是各家媒体的精英，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而我最大的不足是，在十几名应聘者中，我是年龄最大的，超出了《中国日报》37岁的年龄限制。但是经过太原和北京几轮考试、几番面试，我最终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从2010年入职《中国日报》，一转眼又是第12个年头。回想12年走过的路，充满艰辛，一言难尽。我辛苦了大半辈子，本来已到享清福的年龄，现在又到一家新的单位去打拼，相当于白手起家，而且去的是英文媒体，语言不通，稿件质量要求更高，写稿风格迥异。要想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稿件，首先要找好新闻素材，做好选题策划，让编辑能够看上；然后写出高质量的中文稿件；接下来再央告总社的记者写成英文。每一个环节对我都是极大的挑战。

2014年5月整版报道母校山西大学

经过两三年的刻苦磨炼，我终于进入角色，胜任了《中国日报》的工作。虽然英语是我的短板，但由于有良好的中文功底和近20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我经常能够找到让编辑满意的选题，记者们也喜欢编写我的稿件，他们评价我的文章“自带古风”。这些年，山西站的发稿数量逐年攀升，2021年，报纸、网站、新媒体累计发稿达650多篇。我深度挖掘山西历史文化，讲好山西故事。2015年、2016年，由山西记者站牵头，中国日报社和山西省旅游局共同开展的“洋眼看山西”大型旅游境外宣传活动叫响全国，成为《中国日报》一大品牌活动；从2020年开始，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国日报社合作，在《中国日报》开辟每周一期的“发现山西”特刊，全面反映山西深厚文化底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面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等，进一步增进了世界对山西的了解，让山西更加走向世界。

2016年，我和参加“洋眼看山西”采风活动的两名外国记者在偏关老牛湾采访。

我的一点感想

在母校山西大学迎来120周年校庆之际，受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老师委托，我写下毕业之后的这些工作经历。这既是母校对一位学子的关心和眷顾，也算作我对母校一次敞开心扉的倾述，希望对在校的学弟学妹有所启迪。

比之我的许多大学同学，我的经历算是曲折坎坷的。但唯其坎坷，才更加精彩。一个人年轻时受点苦不算什么，苦尽甘来，就能奋斗出个样子来。

比之我的那么多优秀的同学，我是很普通的一个，但我是全班56名同学中唯一的央媒记者，我颠覆了大家当初对我的印象。做一名记者最大的好处是有着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朋友遍天下。这些我也做到了。

我想告诉学弟学妹们的是:在校要心无旁骛，好好读书，走出校园的第一份工作并非自己的终生选择，不要担心，有的是机会，只要努力！

还有就是，勤能补拙！我是一个不够聪明的人，但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